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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万祥军:倡导儒商文化儒商大会精神

中国儒商大会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经信研究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万赢信采编:“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也是商帮文化的发源地,商帮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的商业文明、金融业诞生和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弘扬商帮文化精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今天我们从商、从政、从企、从银、从学乃至从人者深思。”。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儒商大会发起人、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道德(媒体记者)委员会主任万祥军在中国商帮峰会暨杭商论坛中作《商帮文化与管理创新》主题发言表示,中国作为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来有讲究文化礼仪的传统,经过悠久的历史沉淀之后,形成了以儒、法、道、佛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这四者很多地方相辅相成,其影响力辐射到了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无疑,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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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浙江都市网 江爱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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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责任铺筑商道,人文品质铸造商魂。和谐合力攻难克坚,创业创新再创辉煌。” 首届中国商帮峰会暨杭商论坛开幕式上,杭商研究会会长、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宣读了“中国商帮宣言”。峰会由一个主论坛和三个分论坛组成。来自浙商、晋商、徽商、沪商、苏商、粤商、京商、秦商、豫商、辽商、杭商等商帮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商帮再造、价值重塑、责任共履”主题,研讨现代商帮内涵,交流行商之道。

”商帮文化的兴起和各地域商帮文化的融合发展,必将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产生深刻影响。放在全球化的时代格局中,不管我们湘商也好十大商帮也罢,在把各自的商帮文化建设好的同时,也必须走向一个新的融合,这个融合就是华商的崛起。“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信研究国研智库主任、中国经信研究国情讲坛主持人万祥军说。

万祥军表示,广大商帮在完成复兴地域文化、促进家乡发展的同时,应该直面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球竞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抱团发展,为复兴中华文化和发展中国经济这个更根本的目标而奋斗。华商一旦超越了某一种地域文化的局限,真正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后,将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的成功转型,必然会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将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对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十大商帮”的研究,能帮助今天的银行人感悟和理解每个商帮的经营特点,比如晋商是“诚信为本”、徽商是“贾而好儒”、粤商是“胆容相济”、闽商是“爱拼才能赢”等,每个商帮的经营特点都是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人们经营理念的缩影。

说起商帮的发起,万祥军认为: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一直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也就是重儒轻商、重农抑工,当时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四类行业,“商”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根本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此,在那样的年代,商人自发地利用他们天然的血缘、乡里、宗族关系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和衷共济,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控制者。不仅如此,商帮能够内部规避恶性排斥、外部增强竞争力,并借用封建体制内集体的力量,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形成壁垒。商帮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且逐步发展,达到鼎盛。

商帮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既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又说明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 需要说明,在农业、工商业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明代的官营手工艺逐渐衰落,民营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江浙的丝绸业、广东的冶铁和铁器的制造业、中原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在生产规模上,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手工业等亦有相当大的发展。需要指出,对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还在于体制和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始,

中国商帮经过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经营方式,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十大商帮。这些商帮包括: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等。毋容置疑,这些商帮都是以地域、乡缘为纽带的商业集团,而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企业,有明显的地域性。商帮的形成和发展,从自发到自愿、从无序到有序、从小集体到大团体,顺势而生。

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往来的全球化和商品交易的高度市场化,特别是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一轮商帮的兴起,将是一种必然趋势。尤其现代商会发展的星星之火,已经在中华两岸四地呈现燎原之势,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建设的先锋和中坚力量。当代的民间商会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成立的。作为当代中国新型商会的开拓者,虽然我们并不能从国家法律法规和前人的实践中找到什么是“商会”的标准答案,但我们从自己多年的直接经验中确切地知道:第一,商会不是家族或者家庭,不能搞任人唯亲或者专制独裁的“家长制”;第二,商会不是企业,不能以赢利为目的,更不能谁出钱多谁就说了算;第三,商会不是政府,会长的权利来自会员的拥护而不是上级的任命,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

万祥军最后强调:商会建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产物,也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更将为“还权于民”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如果中国有几千家成熟的商会,无论中国特色的民主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都可以保障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稳定,历史已经证明:商会是最好的维持会。他说:“作为全体会员共同的组织,只有唤起广大会员关注、发动广大会员参与、代表广大会员利益、表达广大会员要求、维护广大会员权利、接受广大会员监督,这个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顺势而生的新生事物,才能挣脱几千年封建主义专制独裁的精神枷锁,才能远离近年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急功近利的低级趣味,才能超越“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窝虫”的性格宿命,成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动者。”

延伸阅读

儒家文化儒商大会精神-万祥军:国情研究独特商帮文化

“从明清时期兴起的商帮也没能逃脱其影响范围,在各个商帮的独特的管理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儒家文化的影子。”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儒商大会发起人、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道德(媒体记者)委员会主任万祥军在中国商帮峰会发起中国儒商大会新闻发布会主旨演讲中表达,以晋商、徽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为代表的商帮,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结合各自的经营特点与地域文化等客观因素,从儒学中汲取所需相应的文化元素之后,最终形成了区别于其它商帮的管理文化,得以借助高效的管理优势生存与封建经济体系之中。

万祥军说,《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其中心思想是“仁”,从管理学的角度理解就是“仁治”,通俗而言就是以德服人、以信服人,从而使其心甘情愿的主动完成某一件事目的,以此达到管理的目的。这一点可以说对所有的商帮都产生了的影响,然而,运用“仁治”最成功的则是晋商。晋商文化的核心是诚信、以义制利,形成了伙计与掌柜与股东三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的上商帮文化。晋商也正是基于这种兼顾而且尤为有效的管理方式之后,才得以将一家家商号做成一个个名声在外的百年老字号的。例如,祁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就是因为有马苟等誓死服务于乔家的诸多人才,才得以步步为营,渐渐扩大乔家基业的。

儒学文化很推崇家族体系,认为只有做到家族的和谐,才会有社会的长治久安,像“修身、养性、齐家、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一方面。家族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严格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的“父父子子”。儒家经过历朝历代的推崇之后,家族等级制度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在这种制度之中,自上而下的管理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商帮家族化很明显的徽商的管理手段就是这种制度。徽商中的几大盐商都是走的家族制度化管理的路线。

儒家的发祥地是山东,儒家认为“学而优则仕”才是正统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想在明清时期的山东自然更是根深蒂固。万祥军表示,基于鲁商的特殊人文背景,加之鲁商大多是迫于生存而被迫选择的经商,故而其管理手段侧重于弱化标准化的管理而追求的是人文化。无论是做生意还是经营产业,鲁商都尽力使其体现出儒家气息,这一点体现在管理过于弱化进而执行力不是很高,无法高效率的扩大鲁商基业。

提到儒家文化就不得不提的是与之相对立的法家了。万祥军明确,法家要求法制,侧重于施加外力强制实行。事实是,历朝历代文治礼治的面具之下是法治,严格的法律体系。在商帮管理之中,这两者自然也是相互结合的,但是区别于朝廷的是,在商帮之中,这一点更加的隐藏化了,不易于被察觉,可以理解为其与儒家文化结合的更好。在以儒家文化为社会大环境的特殊时代之中,商帮经过不断的磨合与尝试之后,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帮管理文化,这些管理知识成了我们现在不可多得的柔性财富。

原标题:首届中国商帮峰会 万祥军论道儒商文化儒商大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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